[陇文化]评莫言:小时的放牛娃成就了属于中国人的"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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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的家乡,东北高密乡,距离我的家乡只有十公里,地处蛟河冲积平原。我和莫言先生都是喝着蛟河长大的,和这条河分享着同样的精神体验。高密东北乡位于高密、交县、平度三县交界处。这里地势较低,附近有蛟河、胶莱河、磨水河五条河流经过。他的小说《透明的胡萝卜》和《干涸的河流》中描写的河流是位于他旧居后100米的蛟河。
我和莫言是1986年认识的。80年代中国文学氛围最好。朦胧诗人和一些先锋派作家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先河,各种民间文学团体风起云涌。1982年,我和朋友开了一个圈诗社。当时在部队当兵的莫言还是个未知数。春节回家探亲时,经常住在高密军事接待站。有一次,我和一个在军人接待站工作的朋友喝酒。他说一个叫莫言的家伙前几天在军人接待站停了下来。我听说他的小说很好。那年冬天的傍晚,微风习习,在军事接待站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我和朋友们喝了一种名叫格瓦斯的劣质啤酒。我们一边谈文学,一边谈这个叫莫言的家伙。不知道是劣酒还是文艺精神。最后两个热血的文艺青年喝醉了。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莫言的名字。
1986年前后,莫言的小说《透明的胡萝卜》和《红高粱》相继出版,它们的奇幻想象和宽广华丽的意境在文坛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也在我心中产生了强烈的震撼。我好像在透明胡萝卜里见过黑海;我熟悉黑海用树叶擦鼻子贴在墙上的动作;我也很熟悉铁匠师傅锤子的叮当声。那段时间《红高粱》里关于高粱和河流的场景在我眼前不停的晃动,通过莫言对汪洋气势的描写达到了我的内心。1986年秋天,当时的高密县政府举办了一场关于小说《红高粱》的讲座,地点是在一个由旧澡堂改造而成的招待所里。只有两层的招待所破旧不堪。当时莫言还很年轻,圆脸,皮肤白皙,很像一个农村生产队的会计。莫言讲课的大部分话记不清了,但有一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说:要写一块石头,就得把这块石头写死,这样别人就再也不敢写石头了。当时他一边在前面说我,一边在下面想:莫言,一个眼睛没我大的哥哥,长得没我好看。这样一个卑微看似平凡的人,脑子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稀奇古怪的故事?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莫言先生。
小说《红高粱》出版后的第二年秋天,相对封闭的小县城高密突然热闹起来。有些外国牌照的车经常在街上经过,车屁股后面写着一行字:“九九青杀嘴”。那个时候这个名字还挺吓人的,因为那是1983年控制社会秩序的严打运动之后的几年,同学朋友们带着怀疑的眼光告诉我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名字。那天高密下了一场大雨。在人民街高密县招待所门口,我终于找到了一辆写着“九九九九青杀口”的面包车。汽车吱吱作响,停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一群强盗从车上下来:他们都剃了光头,带着流行的半砖录音机。邓丽君轻柔的歌声从扬声器里飘出来,在街上摇摆,就像没人在看一样。路过这里的人忍不住停下来,远远地看着土匪。后来,一位在政府工作的朋友告诉我,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已经被改编成电影,由Xi延安电影制片厂的张艺谋执导,《红高粱》的原名是《1999年杀嘴》,那些光头土匪是扮演我祖父和其他角色的演员。
莫言小时候是个孤独的牛郎。谈到放牛的经历,莫言说: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被踢出学校。我牵着两头牛,独自在田里吃草。我家太远了,有时候中午不回家吃饭,但是带了点干粮,身边只有奶牛。经常能看到自己在牛眼里的倒影。躺在草地上睡一会儿;躺下来,看看天上的白云;听鸟叫,听草生长的声音;闻着大地的气息,各种花草的气味与大自然的密切接触,与动物长期独处的状态,都让我做梦。
莫言的童年可以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饥饿和孤独。上帝给了莫言先生一个悲惨的童年,同时也给了他非凡的艺术感觉和表达天赋。天、地、人等诸多因素最终造就了一个大师。2012年10月底,在第三届红高粱文化节上又见到了莫言先生。莫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才再次出现在他的故乡高密。他在开幕式上的遗言是这样的:我曾经是,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写小说的农民,我是高密人的无能之子。听到这里我不仅泪流满面。我想起诗人艾青的一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总是有泪水,因为我深爱着这片土地。
现在,莫言先生获得了瑞典文学院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位年轻的牛郎终于从高密东北乡的荒野沙滩上一步步跃居世界文学之巅,成就了属于中国人的诺贝尔奖神话。
标题:[陇文化]评莫言:小时的放牛娃成就了属于中国人的"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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